這本是值得點贊的數據，然而，檢察機關并未因此感到輕松。“從該組數據來看，過去幾年我們打擊知識產權犯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這種成效更多地體現在侵犯商標權犯罪領域。”上海市檢察院知識產權專門辦案部門負責人肖凱說：“總體來看，隨著知識產權犯罪模式及犯罪手段日益升級，知識產權犯罪更組織化、網絡化，打擊知識產權犯罪也面臨著諸多新挑戰，無論是監督措施、辦案機制或是相關立法，都需要及時跟進、完善。”

　　90%以上案件與侵犯商標權有關

　　該白皮書顯示，2012年至2015年，“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件，占全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知識產權案件分別為80.5%、85%；位居第二的是“假冒注冊商標”案件，在全部案件中占比分別是10.8%和8.35%。這意味著，90%以上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與侵犯商標權有關。

　　“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下降，其實是指這部分案件數量的下降。這是知識產權犯罪中最常見的案件，過去幾年來，上海多次展開專項打擊行動，加大打擊力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該類案件的發生。”肖凱說。

　　不過，目前所打擊的侵犯商標權犯罪多集中在劣質仿冒、設攤銷售等低端模式上，隨著侵犯商標權犯罪模式升級，這一類犯罪打擊難度也隨之加大。

　　2014年底，上海警方在南京西路查獲一起“淘寶城”銷假案，這里聚集了30多家售假店鋪，售賣假冒世界名牌的箱包、服飾、手表等，店內機關重重，監控探頭密布，還設有逃跑暗道。該案涉及售假團伙38個，涉案金額達2億多元。“淘寶城”管理方負責人也是售假團伙主要成員之一，犯罪團伙組織體系嚴密，團隊組織者、經營者、店員、小工等層級分工明確，多采取異地生產、貼牌、再運往上海銷售的模式。為逃避打擊，一些團伙頭目甚至尋找社會上閑散人員和有前科人員出面頂罪。

　　與此同時，一些疑難復雜的跨國侵犯商標權案也漸漸涌現。一些銷假案件中，來自境外的犯罪分子長期私下聯系采購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運至境外銷售。

　　今年1月，閔行區法院就判決了一起外籍公民主導的跨國售假案。李某（英國籍）伙同徐某（中國籍），在國內采購假冒國外知名品牌的雪地靴、眼鏡等商品，采取謊報品名、貨標分離的方式，利用物流公司寄售至英國，3年間，售假金額達425萬余元。法院最終判決兩名被告人均犯假冒注冊商標罪，判處主犯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并驅逐出境。

　　犯罪手法日趨多元化、專業化

　　“4年來，侵犯商標權案數量下降了，其他類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卻有所上升，比如侵犯著作權、侵犯商業秘密、利用互聯網侵犯知識產權等犯罪，犯罪手法也更隱蔽、更專業。”肖凱說。

　　2015年3月4日，徐匯區法院，一起偵辦、審理長達4年之久的張某、澤某侵犯商業秘密案終于落槌。張某、澤某就職于上海某公司，分別擔任公司專業產品事業部總經理、研發經理，并與公司簽訂《員工保密合同》，承諾對該公司在研發、生產產品期間形成的技術信息履行保密義務。2010年，在組織、領導一款GIS采集器的研發期間，兩人掌握了該產品的核心技術信息。2011年，兩人離職，另成立一家公司，利用該核心技術生產產品投放市場。

　　張某、澤某具有高學歷和相關專業背景，反偵查能力、訴訟抗辯意識極強，堅稱所涉技術信息并非商業秘密，并請來國內頂級的電子證據專家出庭作證。因為涉及產品專業性很強，檢察機關多次委托鑒定機構鑒定，組織行業專家對案件中遇到的技術難題進行詳細論證，前后耗費了數年時間，逐一解決了該案商業秘密認定和侵權行為判別的難題。最終，張某、澤某對判決結果認罪服法。

　　“此案給我們提出很多思考。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技術已經非常專業化，我們必須考慮知識產權案件辦理的專業化和精細化問題。”肖凱說。

　　上海自2012年建立全市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專業化辦理機制，2015年，在上海市檢察院第三分院設立知識產權處，發揮特殊案件集中管轄的優勢，形成市院、分院、基層院三級聯動的知識產權辦案模式。與此同時，上海加緊建立知識產權領域專家咨詢庫，充分發揮專家咨詢、技術調查官、技術鑒定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中的作用。

　　對傳統知識產權立法提出挑戰

　　“僅有這些還不夠。”肖凱說，“新型侵權盜版行為，在其性質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對傳統知識產權立法提出挑戰；法律規則的合理解釋及有效應用，成為亟待解決的司法難題。”

　　2014年5月23日，上海普陀區人民法院判處了一起侵犯著作權案，這是全國首例向法院提起公訴的網絡鏈接型刑事侵犯著作權案。罪犯張某未經著作權人許可，通過自己注冊的網站后臺，加框鏈接某網站種子文件索引地址，向用戶提供瀏覽、觀看影視作品的網絡服務。為提高網站的知名度和點擊量，張某還加入百度廣告聯盟，由百度廣告聯盟在自己網站上發布各類廣告，獲取廣告收益。經鑒定，該網站加框鏈接的影視作品中，有941部與中國、美國、韓國、日本等國家具有著作權的影視作品內容相同。

　　加框鏈接他人影視作品的行為是否屬于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是否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在長達2年的審理過程中，各方爭議很大，最終，大家就網絡環境下“復制發行”含義達成共識，明確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加框鏈接他人影視作品的行為屬于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應當視為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情節嚴重的，構成侵犯著作權罪。

　　上海檢察機關調查發現，一些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違法成本低，導致有效懲治不到位，有些不法分子在刑期結束后，迅速改頭換面、卷土重來。“從我們已辦理的案件來看，罰金刑判處率比較高，2015年已判決案件中，70.4%適用了罰金刑，但罰金數額不高，平均罰金金額僅為2.939萬元，最高罰金額為50萬元。”肖凱說，“這些侵犯知識產權案件，被告都是以謀利為目的，如果監禁刑短，罰金又不高，刑法的威懾力就大打折扣。”

　　“在英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是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如果發現你制假售假，即使只賣過幾件假冒商品，檢察機關也要求犯罪嫌疑人提供證據，證明過去6年當中所有收入的合法來源，凡是不能證明是合法的收入，則被認為是侵犯知識產權的違法收入，司法機構將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量刑。”肖凱說，“這大大減輕了檢察機關在證據收集上的困難和障礙，增加了懲治知識產權犯罪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