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美國作家協會訴谷歌公司一案不予受理，一場曠日持久的訴訟最終以谷歌數字圖書構成合理使用收場。谷歌圖書館計劃自面世以來就糾紛不斷，在中國也引起過廣泛爭議，并被中國作家訴至法庭。雖然合理使用的認定需要結合事實進行個案分析，但此次美國司法經過十余年考量，在全面權衡各方利益后肯定了谷歌圖書的合法性，對于我國數字技術環境下的著作權立法和司法實踐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美國法院為何判定谷歌數字圖書不侵權？
4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予受理美國作家協會訴谷歌公司案，這意味著谷歌數字圖書館的版權糾紛塵埃落定，其構成合理使用而不侵犯版權。美國司法對于谷歌數字圖書合法性的肯定，對于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也為我國的著作權立法和司法實踐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鑒。
谷歌公司早在2004年就開始了谷歌數字圖書館計劃，其通過與各大圖書館的合作，掃描成千上萬的圖書并使其數字化，這些數字化的圖書存放在谷歌公司的服務器上，供網絡用戶通過檢索來發現所需要的相關圖書，而網絡用戶只能看到有限的圖書片段。2005年10月，美國作家協會與3名圖書的著作權人將谷歌訴至法院，他們主張谷歌未經許可為圖書數字化而實施的掃描及提供搜索的行為，構成了著作權侵權。2013年11月，地區法院作出判決，制定谷歌圖書構成合理使用。2015年10月16日，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庭維持了谷歌圖書不侵犯版權的判決。此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予受理上訴后，這一判決成為最終生效判決。
行為是否具有轉換性？
美國版權法中的合理使用規則的核心因素在于“作品使用的目的與性質”和“對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使用行為具有轉換性以至于不會實質性地替代作品的原有市場（不會實質性地侵害原本的版權利益），那么其構成合理使用。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對于作品的轉換性利用實質性地侵害作品的原有市場，那么合理使用規則無法對其適用。侵犯作品演繹權的行為就屬于這種情況，如將中文的文字作品翻譯成英文的行為侵犯翻譯權，將小說劇本拍攝成電影或電視劇的行為侵犯攝制權，并不受到合理使用規則的保護，因為傳統演繹作品的市場屬于原作品的原有獲利市場。
對谷歌數字圖書適用合理使用規則可以分別從搜索功能和片段瀏覽功能兩方面進行分析。為了提供搜索功能而對圖書進行數字化的行為具有高度的轉換性，因為這可以讓搜索者發現含有其檢索詞的圖書，谷歌還允許用戶對圖書進行大數據分析，獲知檢索詞在圖書中的出現頻次。這增加了新的利用作品的目的與性質，與原有的圖書盈利方式并不存在實質性沖突，反而還方便了讀者購買圖書。
提供片段瀏覽的功能進一步增加了圖書數字化行為的轉換性。因為檢索無法獲知檢索詞所處的語境，僅僅知道檢索詞出現在圖書中并不一定能讓檢索者知道其是否需要，而提供片段瀏覽功能才能幫助檢索者進一步確定其是否屬于自己興趣的圖書。勒維爾法官舉了一個例子，檢索者想要找到與愛因斯坦理論相關的圖書，但檢索“愛因斯坦”一詞所顯示的圖書可能是關于一只名為“愛因斯坦”的貓，提供片段瀏覽才能幫助檢索者確定與愛因斯坦理論相關的圖書。
是否存在實質性損害？
谷歌數字圖書的轉換性利用行為也不會實質性地影響作品的原有市場。勒維爾法官指出，購買圖書的價格通常相對低于通過搜集任意零散的片段而獲取隨機性的信息所耗費的人力成本，提供瀏覽片段并不會為檢索者接觸圖書提供有效的競爭性替代。即使在經過大量的人力，片段瀏覽所產生的間斷性、碎片化的信息總和最多也只能達到整本書的16%。這不會對版權價值產生實質性的損害或減少版權收入從而威脅到權利人。
需要強調的是，對于轉換性使用僅要求非“實質性”地損害作品的原有市場，并不要求完全不存在損害。谷歌數字圖書的片段瀏覽功能的確可能導致圖書版權人損失一些銷售。比如檢索者通過片段瀏覽滿足了獲取信息的需求，而打消了購買圖書的想法，這也同時減少了實體圖書館購買圖書的需求。對此，勒維爾法官認為，這種損失并沒有達到“實質性”的程度。有時檢索者通過片段瀏覽想要確定的只是某一歷史事實，這不屬于版權法保護的范疇。如一個學生想要撰寫關于羅斯福總統的論文，他想要得知羅斯福總統在哪年患上脊髓灰質炎，通過谷歌數字圖書發現《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成功》一書第31頁的一處片段中給出了答案，從而取消了購買相關書籍的需求，該書中的多余表達也并不是檢索者所需要的。即使片段會透露一些版權法所保護的表達，這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屬于檢索者的需求，但這種情況是非常罕見的，因為網絡用戶通過片段瀏覽功能獲得所需求的信息是繁瑣、雜亂和不完全的。
國內谷歌數字圖書館計劃也曾引起廣泛爭議，并出現了相關訴訟。在王莘（筆名：棉棉）訴谷歌公司案中，谷歌數字圖書被認定侵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3年12月的二審判決書中指出：“谷歌公司雖然主張涉案侵權行為構成合理使用，但并未針對上述相關因素涉及的事實問題提交證據。因此，谷歌公司主張涉案復制行為構成合理使用，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可見，谷歌數字圖書在該案中認定侵權的關鍵在于被告沒有承擔合理使用的舉證責任。該案并不代表谷歌數字圖書的商業模式在中國必然違反著作權法。畢竟，合理使用的認定需要結合事實進行個案分析，美國谷歌數字圖書與中國谷歌數字圖書在具體的功能上并不一定相同，一些細節上的變化會導致合理使用規則的適用結果存在不同。另外，合理使用規則作為版權侵權的積極性抗辯，通常由被告承擔證明合理使用的責任，被告在舉證不能的情況下法院有權作出不利推定。（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阮開欣）
（編輯：高云翔）
（中國知識產權報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